纪录片评委会主席时间：“纪录片的春天”尚未到来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纪录片及纪实节目被视为阳春白雪，给人的既定印象是专业和深度，与电视天然的娱乐性有些格格不入。相较于同类型节目在国外的广受欢迎，中国纪录片及纪实节目却一直缺乏一个全国性的良好平台，很多时候只能无奈屈居于深夜时段。上海电视节每年都致力于鼓励纪录片的创作与新鲜制片力量的培养，从最初的“真实中国·导演计划”蜕变为去年受到观众空前热捧的“MIDA”(上海电视节纪录片单元)，MIDA被媒体称为“亚洲下一秒的雄心”，2011年，中国纪录片及纪实节目迎来了春暖花开的一年。央视纪录片频道开播，开播三月换得2亿观众群。早一步开播的SMG纪实频道和金鹰纪实频道亦步入正轨，其中SMG纪实频道2010年收益达1.05亿元。对于国内纪录片的独立制片人来说，美好的时代来了吗？记者采访了本届白玉兰奖纪录片类评委会主席、我国著名纪录片导演、制片人时间，他对纪录片的春天保持了冷静的看法，认为目前的状态能够解决纪录片的生存问题，但想要达到“理想”的状态，仍然任重而道远。

记者：中国纪录片在全球范围内一直处于弱势，在此次提名的20部纪录片中，有5部中国的中国纪录片入围，您觉得现阶段中国纪录片与国外纪录片的差距在哪里？
时间：从题材上来看，中国纪录片与国外纪录片差距并不大，都是对社会现实或事物原生态的记录，然而这只是纪录片的媒体标准。纪录片标准不等于媒体标准，我们评判一部纪录片的优劣，是要把艺术标准放在前面，也就是纪录片的拍摄手法、表现形式、后期制作等，在这一点上中国纪录片仍有较大不足。中国纪录片制作者仍停留在客观记录上面，忽略了纪录片本身的艺术性。而欧美的纪录片除了客观记录，已经不假思索地在运用镜头语言、剪辑手法来表达作者的主观意愿。为什么如今越来越多的录像装置艺术会进入各大当代艺术博览会？因为若用当代艺术的眼光来看纪录片，它就是一种对现实的关照，用新的艺术形式来反思。中国的纪录片导演在创造性地使用客观素材上与国外业者还有不小的差距。

记者：因为拍纪录片不赚钱，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乏人问津，纪录片制作就一个“穷”字，您觉得这两年中国纪录片的制作环境有改善吗？还缺钱吗？
时间：这几年，中国的纪录片市场正逐渐形成。新媒体的出现，对纪录片需求增加了，你不需要专业器材，只要有想法，有一个DV就可以拍纪录片。但形成的是商业片市场，艺术片还是很缺钱。这也就是MIDA的价值，它鼓励了很多艺术片的独立制作人，我们也呼唤更多这样的独立制作人出现，做出好的艺术纪录片。

记者：上海电视节一直致力于培养纪录片的新生力量，MIDA导演计划今年已经是第五年，您觉得对中国纪录片制作有推动作用吗？
时间：纪录片一直在呼唤春天，而MIDA则给了创作者第一缕曙光。MIDA导演计划中，我们看到很多优秀的纪录片，这就激发了更多有理想的纪录片制作人拿起手中的摄像机，做他们想做的东西。MIDA在最艰难的时刻给了大家信心。

记者：2010年SMG纪实频道的广告销售量达到1.05亿元，湖南的金鹰纪实频道广告收入达到2500万元，比起2009年都有所提高，有人说纪录片已经成为电视台的新盈利点，您怎么看？
时间：盈利并不代表纪录片的胜利。刚才你说的几个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大多是商业片或宣传片，都是根据媒体的要求去做的。真正的纪录片应该是不依附于任何媒体的艺术片，其核心价值在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其最高使命是记录现实，以及对现实的反思。做商业片与纪录片制做人的生存有关，而与理想无关。

记者：日本的纪录片每年都在院线中播放，去年周兵导演的纪录片《外滩》也走进了影院，虽然票房只有50万元，但仍让纪录片业内为之一振，您如何看待纪录片进影院？
时间：我觉得纪录片进影院是一项文化工程，这不是一种商业市场的机制，即便《外滩》用了明星来演绎，纪录片做得再商业化，也不可能与娱乐化的商业大片相比。我觉得政府应该鼓励这项文化工程，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可以拿出一个影院来定期播放纪录片，把纪录片的观众群培养起来。

记者：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纪录片及纪实节目被视为阳春白雪，在电视台播放时收视率也不高，您觉得要如何培养更大规模的纪录片观众群呢？
时间：纪录片工作者可以用各种方式在纪录片的商业性上进行努力，比如像《外滩》那样请明星来演绎，来吸引观众。但最终看不看纪录片，还是取决于观众的整体文化素养。因此我们的未来仍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