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书写了最成功的脱贫故事——改革开放40多年来，8亿多人口实现脱贫；党的十八大以来，连续7年每年减贫规模都在1000万人以上，“能够记录和见证中华民族千年圆梦的伟大历程和胜利时刻，是一件无上骄傲和自豪的事情，由此产生的创作动力和激情将会贯穿始终，帮助我完成创作上的突破。”系列纪录片《脱贫大决战》总导演杨晓清，在本届上海电视节举办的中国纪录片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如此感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杨晓清带领着摄制团队走访了云南、贵州、广西、陕西、山东、内蒙古、河南等十余个省市自治区的老少边穷地区，收集了大量扶贫一线的典型案例和感人事迹。随着作品脉络的逐渐清晰，素材的逐步丰满，从田间回归到后期制作的杨晓清，终于有时间来谈谈她的创作“攻坚”。
吃透政策瞄准创新
在创作《脱贫大决战》之前，杨晓清已经有着二十多年的纪录片从业经历，并且长期行走在广阔的田间地头，农民和农村，是她最熟悉不过的群体和领域。然而，在面对“脱贫攻坚”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史诗级题材时，杨晓清却并没有感受到丝毫的轻松，“脱贫攻坚是一场艰苦卓绝而又激荡人心的大决战，但它同时也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无声的战役。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走上扶贫的一线，无私付出，没有太多的轰轰烈烈，更多的时候就是用他们绣花针的功夫，默默无闻的做好一件一件的平凡的小事，清扫每一个死角。如何既做出份量和气概，又能深入人心？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几经思考之后，杨晓清整理出了“海陆空”三条“突围”思路，“空是高度，代表了宏观视角；海是深度，指的是有深度的媒体思考；陆，就是拿最接地气的人物故事去表达。”她表示，一旦有了宏观视角，观众就能透过作品所表现的每一个人物命运的改变，看到他们背后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看到托起他们每一个个体命运的那双大手，党和国家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从而让观众油然而生出感恩、民族自信和自豪、奉献、利他这些正能量的东西。”
杨晓清透露，《脱贫大决战》的结构是紧密贴合扶贫政策，按照“五个一批”的重要举措来规划。第一集围绕“发展生产，脱贫一批”举措，拍摄了云南、贵州两个老少边穷地区的产业脱贫故事；第二集聚焦精准扶贫，围绕“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和就业扶贫举措，拍摄了黄河滩区易地搬迁故事，以及扶贫车间、内蒙古科右中旗生态扶贫和惠农网助力革命老区苹果产业的电商赋能扶贫故事；第三集围绕“教育脱贫一批”举措，拍摄了年轻志愿者在广西贫困山区小学支教和为农村贫困家庭子女提供正规职业教育和就业机会的百年职校故事。
她强调，“只有吃透扶贫政策和精神，才能做到每一个入选案例与政策导向保持高度一致，不跑偏。”她以“产业扶贫”为例，全国各地的案例不胜枚举，但创作团队选择避开了单纯发展农业的案例。因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很多地区仅仅依靠传统的农业已经很难大幅提高收入，容易陷入低收入或贫困状态，当前产业脱贫提倡的也是在传统产业不能满足脱贫的时候，要引进新思路、创新扶贫、依靠科技，发展特色产业和特色产品，实现产业融合。
最终，团队选取了云南河边村创办瑶族妈妈客栈、南农大育种团队把观赏菊花引入贵州麻江发展旅游经济的故事。“这两个案例不仅是典型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定点扶贫，而且与中央提出的发展新理念中的‘创新’和‘共享’精神高度吻合。”
走进案例不贴标签
尽管在开始拍摄之前，团队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但是拍摄中遇到的“意外”也时常给杨晓清带来一些新的收获。
在广西昭平县江口村江口小学的拍摄经历令她记忆颇深。昭平是国家级贫困县，但摄制团队到达学校后却发现，学校的硬件条件超乎他们的想象。校园里有一幢三层的教学楼，教室里有新型复合材料黑板、高强度塑料材质桌椅，操场上的篮球架、乒乓球台等体育设备齐全，音乐教室里有一架非常不错的钢琴。然而，与漂亮的硬件设施构成极大反差的是教师资源的稀缺。这个小学一共只有11名教师，每名教师兼至少2门以上的不同科目，而能保证专业教学水平的只有语文课和数学课。由于英语课长期没有教师，大多数六年级的孩子写不全26个英文字母。
团队深入了解后发现，江口小学的师资情况在昭平县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很多更加偏远的学校，全校甚至只有一二名教师。杨晓清内心很受触动，“相比在短时间内可以提升的硬件条件，师资才是教育扶贫面临的更为长期的问题。”于是，杨晓清将硬件齐全和师资短缺之间的巨大反差放进了作品里，她希望以此能引起更多人对教育脱贫中教师队伍培养的关注。在第三集里，她还特别讲述了一个志愿者执教的故事，“大城市里的年轻人来到偏远山区的小学，不仅给孩子们带来了知识，也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看到村庄之外一个更广阔和更精彩的世界。”
“教育脱贫是阻断代际贫困的治本之策，从这些正在改变的孩子们身上，我看到了他们摆脱贫困的希望。”对于这段意外收获，杨晓清表示，纪录片的创作者不应该死死地抱住自己的“预设”，去给每个案例贴上标签，“只有通过现场的再发掘再创作，才能让文字上的政策，变得更具有现实的温度。”
深度挖掘找寻突破
为力求呈现新鲜的故事，《脱贫大决战》中所选取和呈现的案例80%以上都是新鲜的故事，既体现代表性也具有相当的新意。对另外一些典型的故事，杨晓清认为，虽然被媒体报道过，但之前大都侧重新闻评论，视角雷同，而以纪录片方式深入细腻展现并能以独特新颖视角切入的很少，在经过《脱贫大决战》的深入发掘后，也会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感受和思考。
杨晓清讲述了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带领团队深入云南河边村，帮助村民改建客栈脱贫的故事。这个案例获得了“2017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吸引了众多媒体的蜂拥报道。然而，当杨晓清带领着团队深入到河边村之后，却发现这里的贫困原因并不简单，“我在山东拍摄的时候，当地一个扶贫干部对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贫穷和懒惰是‘标配’，但是在这个村庄，这句话是要打上问号的。这个村子的村民每天都在辛苦劳碌。天蒙蒙亮的时候，他们就起来劳作，砍甘蔗、喂猪，做农活。很多人五点钟起来割胶，妇女们五点钟起来下山去打零工，一直干到天黑，一天赚一百块钱。但是全村没有一个富裕户，没有一栋像样的房子，他们的贫困完全是因为懒惰吗？”顺着这个疑问，杨晓清继续往下挖，最终发现原来他们是落入了一种“贫困陷阱”，“他们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几十年间里一群严重掉队的人，光靠他们自身和传统产业是很难摆脱贫困的。这时候需要一个外界帮扶力量的介入，而且要用创新的思路，打开这个突破口。”
而在另一个获得“创新奖”的山东董口镇“扶贫车间”的案例中，杨晓清则通过如何就近就地解决贫困群体就业的角度切入，既真实反映了当地百姓生活的群像，又展现了小镇青年对未来的畅想，让每一个个体命运在这个大时代中熠熠发光。
春风化雨传递大爱
九年前，作为核心主创团队之一的杨晓清参与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的拍摄，该片所呈现的中国美食与中国式人情的交融，让许多观众沉醉不已，由此入坑。用春风化雨的方式讲故事，于杨晓清而言，已是信手拈来。在《脱贫大决战》做出了高度和深度之后，杨晓清认为，最终的落地还是需要依靠细腻、真实、饱满的人物故事。“整部片子的人物类型和人物关系非常丰富，每一个故事都有两组人物，扶与被扶的双方，相对而言更多的侧重于被扶的一方，也就是贫困人群，我希望通过他们每一个人自身命运的改变，通过他们发自内心的获得感、幸福感，去展现我们脱贫的成果。”
杨晓清介绍说，在这部纪录片中，有很多对于个体情感的关照。比如，在黄河滩区易地搬迁中，一个故土难离的老人，“很多城里人不理解，政府都帮他把新房盖好了，他为啥还不舍得搬啊？”；还有曾被传统观念束缚的农村妇女，“以前她看到外乡人来的时候，都赶紧把孩子藏起来，以为她是来偷孩子的，但现在她已经开起了全村第一个餐馆。”
虽然故事都发生在农村，但杨晓清认为这也是一部拍给“城里人”看的纪录片，比如反映教育扶贫的百年职校案例，“从这些学校里走出去的孩子，最终都在城里就业，服务的都是城里的人，他们可能就是每天与你打交道的餐厅服务员、快递员，外卖员，即便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也会对他们的故事有所触动。”同时，这些年蓬勃而起的农家乐、生态游，也让城市人对新农村有着不一样的认识和向往，杨晓清透露，在《脱贫大决战》中也会有关于如何打破城乡隔阂的讨论，让都市人意识到“脱贫攻坚”原来已经悄然地改变着自己的生活。
“所以当我拍到最后的时候，我理解的扶贫就是一种大爱的凝结，是千千万万人的无私付出的凝结，我们的作品就希望用这种春风化雨的表达方式，传递出这种大爱，这也是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
记录当下不划句号
纪录片的厚度很大程度上来自时间和空间，那些人物命运的改变需要时间的印证，而《脱贫大决战》带给到杨晓清最大的困难，就是团队无法做到针对一个故事进行常年蹲守或分阶段多次拍摄，只能最大限度地记录当下。
2017年，河边村的脱贫已经初见成效，然而当杨晓清带领团队再次走进这个“示范村”的时候，发现村民们又遭遇到了新困惑。由于此前李小云教授团队的帮扶工作“太全面”，反而让村民产生了依赖，“有一天，当这个团队离开了这个村庄，这些村民丢掉拐杖之后，他们能自己站稳走下去吗？会不会返贫？当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扶贫团队就要逐渐尝试着放手，让村民自己有能力走下去，这样才有持续的未来。”在这个案例的最后，杨晓清记录下了帮扶双方为了“放手”而经历的阵痛和努力。“所以当创作者有深度思考的时候，是不会轻易给一个故事划上句号的，它一定会给观众留下空间回味，让观众带着自己的思考走下去。”
此外，由于篇幅所限，杨晓清也割舍了很多故事的“勾连”。在河边村开建客栈之前，村里曾一度借助电商渠道，将当地的特产“雨林鸡蛋”卖到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需求量很快上来了，但供应端却出现了问题。“如果要实现量产，村民就得把飞在树上的鸡赶下来，以扩大饲养规模，而这样又会出现鸡瘟的问题，最终这次探索没有成功。”杨晓清表示，虽然这一段故事最终没能在作品里呈现，当她觉得还是有必要拿出来分享，说明我们的脱贫攻坚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摸索和纠错的前进过程。”
尽管这部纪录片只能是最大限度地记录当下，但同样也能表现出人物生命的历程感。“当我去到扶贫车间的时候，遇到一个残疾人创业的案例，他告诉我，车间的工人主要来自赋闲在家的老人和妇女，完全没有技术背景，在刚开始的两年里，车间出现了大量的返工和返修问题，造成了经营亏损，而现在这些工人的技术已是非常娴熟，生产步入了正轨，车间也就开始赚钱了。”杨晓清表示，在同一个时段里，每一个人都在自己不同的追梦道路上奔跑着，这也在无形中延展了作品的“时间”和“空间”。
“习总书记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我也相信我们镜头中关注的这些平凡人物，一定会在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上，不断续写出新的奋斗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