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电视剧评委会主席

□《每日新闻》记者 陈宏

    毛卫宁导演不是一位喜欢接受采访的人，但一旦答应了，他就会聊得很开。作为第23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评委会主席，他在接受每日新闻记者独家专访时，所有的问题，哪怕是敏感问题，他都直言不讳。和他偏爱的现实主义题材一样，他愿意在这个被资本挟裹的环境里，做一股清流。

白玉兰奖是国内评奖的风向标

    Q：作为评委会主席，您工作的这些天，对今年入围作品整体观感如何？
    A：我们鼓励中国电视剧百花齐放，各种题材类型都可以入围白玉兰奖，今年的现实主义题材比较多，也表明了观众的欣赏口味在发生变化，其实，对好作品的评价，不在于题材。
    Q：您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又拿过第21届白玉兰奖最佳导演，对上海主办的这个奖项，您有怎样的评价？
    A：这是国内唯一每年都评选的奖项，它的奖项设置很少，集中在电视剧的几个主要环节，比如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演员等等，所以含金量很高。
    同时，它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专业性，评委们都是各个行业的佼佼者。我们历届的评委们，评选出来的作品，都是专业性很高的，不会被收视率或者别的因素所绑架，而是抛开其它元素回归到作品本身。这是白玉兰奖的作用，因此行业内影响力最大，指导性也最强，在国内其它电视评奖时，白玉兰奖是个风向标。

时代沉淀的精品大都是现实主义题材

    Q：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警察故事》《英雄无名》，到2015年拿白玉兰奖的《平凡的世界》，您本人似乎偏爱现实主义题材？
    A：我是80年代读的大学，那时候正好是中国文学和影视剧结合的时期，电视剧开始蓬勃发展，现实题材影响了我，做导演后也确实对这一题材非常偏爱。这是创作者自身的选择，用今天的话讲叫“文化自觉”。我长期选择现实题材的原因，是我发现现实主义作品在每个阶段都有能影响时代的作品，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它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形式。某种意义上，甚至在最猛烈的时代，当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并列在一起时，有人以为它是过时的，但最后沉淀下来的精品，却都是现实主义作品。
    Q：现在电视剧还有另一个极端，比如家庭伦理剧，都被处理成了吵架、争家产、打耳光、失忆，也有人说这是现实主义？
    A：我们呼吁强调要有清醒的现实主义，不是总是鸡毛蒜皮，要从个人生活中走出来，走入公众生活。比如我刚做的《爱情的边疆》，写中国年轻的女孩，50年代开始跟前苏联男孩的爱情故事，女演员从18岁演到80岁，在这段历史长河，比如去年大热的VR，这个技术最出色的地方，等它成熟了之后，就像我们今天的采访，不用出门，彼此在家里，进一个虚拟房间会议室，但距离感一样，这是我的设想。网剧的发展也是这样，会产生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变化形式。

不能只当商品不当作品

    Q：所以，当下影视剧市场蓬勃发展，但乱象也挺多，比如雷同。
    A：这是因为创作人员图省事，年轻创作人员不愿意下功夫，抄袭同类型，胡编乱造。我刚说的《爱情的边疆》的作者，他有一次去黑龙江和俄罗斯交界的地方，参观了一个监听电台，是那个时代的保密单位，他参观时发现窗户上有个小瓶子，里面有一朵枯萎的花，他就觉得，那种年代还有心情养花，肯定是心中有爱，他随后就花了3年时间去走访、去了解、去挖掘。
    我还做了一部剧叫《老中医》，写四大中医家族的，每一集都由两位中医顾问把关，每一个药方，都绝对是可以拿出来用的，所以这样的创作方式，一定不是雷同的，一定有观众喜欢的东西。
    除了创作者的原因，第二点的问题在投资方。今天的投资方，生活在一个虚假的数据里面，以为这样一个题材，用了这样一个人，用了这样一种拍摄方法，就能有收视率，这都只是把电视剧作为商品而不是作品来对待了。他们喜欢收视率，但我们一直在诟病收视率的虚假数据，即使这些数据是真实的，对观众也没意义，只对广告商有意义——10个人看了A剧但9个人不喜欢，而只有5个人看了B剧却都喜欢，怎么界定谁好？所以为什么有的片子数据高，骂的人也那么多？
    有时候，一部片子粗制滥造，不是哪个演员个人的原因，而是有没有给了足够的时间，所以是创作态度的问题。
    Q：您这次还跟海外评委搭档，做海外剧的评审，他们商业化也很浓，也是做成商品，您跟他们就这方面有过交流吗？
    A：海外剧不仅作为商品，也作为作品来做。《越狱》第五季的制作人，我也跟他交流过，首先他们拿到的数据比较真实，研究观众喜欢那种类型，什么阶段喜欢什么，这是对观众心理的研究，比如下档一部不喜欢的，重新上一部喜欢的。我们的商品是把一堆东西直接简单粗暴地植入，考虑过观众喜欢吗？只是短平快地考虑收益。人家不会在剧情里产生奇怪的东西。国外好的剧，是在研究，而我们是在简单粗暴地植入。

没有公司因为可以说不

    Q：聊点个人的话题吧，此前有采访说，您特别偏爱用王雷？
    A：用他，其实是我们俩在共同探索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这是跟他合作的意义。我和他合作第一部戏《战旗》的时候，他是北京的话剧演员，处于困惑的阶段，经纪人希望走另一种路，偶像都市之类的，我跟他聊，我说你和其他年轻演员不同，你是舞台演员，功底很好，应该多拍现实主义题材。当时我也想试试，年轻演员是不是只有小鲜肉一条路可走？因为我觉得，演员应该用鲜活的形象和作品来说话。所以我连续几部戏都用他，在《平凡的世界》之后，他这条路就走通了，他能在到处都是小鲜肉的当下，找到另一条路。
    就像胡歌，我虽然对他不是特别熟悉，但去年他拿白玉兰奖最佳男演员，是我给他颁的奖。他在事业高峰期选择休息充电，我认为很有追求，应该会带来新的突破——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现在这样的演员很少。
    Q：所以您自己也不愿意被所谓的潮流裹挟进去，有点要证明自己的意思？
    A：主要是我也愿意做这样的戏，我知道这条路上走的人越来越少，同行们都在纷纷改道。有人说我现在怎么出门还自己背包？其实，我没有剧本孵化团队，没有工作室，甚至没有助理，工作助理、生活助理都没有，去片场去颁奖礼我也是自己背包。不开公司，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这样我可以对不喜欢的东西说“不”，有了公司，你必然会受到各种限制。
    当然这并不一定说我就没有团队，我有一支合作了十几年的团队，是我带出来的。去年中国电视剧导演委员会搞评选，我们团队拍的《十送红军》囊括了12个奖——这个没有评委会，每个导演每人一票，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只有一票，影响不了大局，所以都只投自己喜欢的一票，可见我们的团队有多优秀。这个团队我也不养着，所有合作都靠信任，我要拍戏了，他们总会来，我休息的时候，他们可以自己去接其它的活儿。团队有几套人马，可以随时组一套给我用。